出国读了几年书,回来找不到工作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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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太顺利”,这是文滢选择回国求职后的第一感受。

两个月前,她从英国约克大学硕士毕业,成为归国大军中的一员。在英格兰求学一年,然后“尽快”毕业,是她出国前就明确的目标。文滢学习的是金融专业,硕士文凭早已成为了工作的基本门槛,英美一年制的研究学位无疑是一条捷径,给了她信心和希望。

但是现实是没有意料到的碰壁。

11月初,文滢去了广州的一场校园招聘会。为了让自己更有胜算,她特意瞄准了招聘会上的几间小公司。

“你这学历来我们这儿干嘛?”面试官冷不丁地问道。

她好一会才反应过来,对方的意思是,对于公司来说,文滢“太过优秀了”。“硕士”,“海归”,再加上不少实习经历,小公司的财务职位于文滢而言是大材小用。

为什么还来这儿应聘?

面对这样的提问,文滢有些尴尬。

规模更大,更好的公司她不是没有试过。决心来招聘会前,她也尝试过向许多大公司投简历,可是母校的排名在世界100名开外,约克大学的名气也并非众人皆知,她的简历直接就被申请系统拒绝了。

“大公司不够资格,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去小公司,人家又担心你高高在上,不想要你。”文滢无奈地说道。

“海归”,尽管已经不是一个新奇的名词,但也因为其变得普遍,而代表着一群数量日渐庞大的群体。2019,他们活得如何?

打破隔阂

所谓海归,其实是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学生。二十年前,那可能还是学习能力的证明——也许只有顶尖人才,才会有海外留学的机会。

但 现在,留学更多是家庭经济水平允许下的一种选择 ,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如今海归派内部分化严重的原因。“海归们的实际能力” “海归就业竞争力”“海归工资多少”,这些类似的话题,总是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热议。

而一些引起反差印象的话语,“留学归国薪水竟只有2000”、“海归求职频遇冷”,也成为了一些媒体的头条标题。

回国的留学生像夹心层,被包裹在“过度美化”与“过度轻视”之间,上也不能,下也不能。

《都挺好》中的“海归”苏明哲,头顶清华毕业、斯坦福留学的光环,也难逃失业问题

晓宁是北京的一位综艺导演,2018年,她在英国读完研究生后回国。回忆起当时求职的经历,晓宁谈到,导演这一行,学历只能算锦上添花,最重要的是工作经验。

“你要是在国内读研究生,现在经验会多很多。” 一位面试官曾经对她直说。

事实上,对于留学生来说,英国的就业政策不太友善,他们很难和本地学生竞争,获得实习机会。另外,一年制的研究生课程看似可以很快地取得学位,背后意味着课程的高度压缩,连续的课程和作业,让她少有喘息的空间,更谈不上有余力找实习、找工作。

学制短,某种程度上是节省了时间成本,但和国内两年的制度相比,无法在学习期间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资源,某种程度上意味着,海归回国踏入就业市场,是从零开始。

(2018年10月27日,北京,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办的“2018年秋季留学英才招聘会”吸引了4300多名海归留学生应聘,求职者拿着简历在会场外排起了长队)

国内外的学制不同,还造成了海归求职的“时间差”。

比如在英国、澳大利亚的学生,他们的毕业时间通常是12月份。国内11月秋招正火热的时候,他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,或者毕业。错过了秋招,春招名额又相对较少。更为头疼的是,国内很多企业的网申通道,没有考虑海归的毕业时间与国内学生不同,晓宁当初在很多网站填写完简历后,留给她的都是一行生硬的字眼,“毕业时间不符”。这样的拒绝,让她不得不意识到,很多海归,是没有被企业考虑在招聘范围内的。

回国求职,海归们仿佛一开始就“输在起跑线上”上,无形中积攒了许多压力,眼见着同龄人已经纷纷安定下来,自己一场一场地跑招聘、填简历,很难不怀疑人生,怀疑当初的决定。

要是在更早的时间,比如初、高中就出国,容易带来和中国社会的脱节, 和同伴在一起,基本很难再找到共同话题。 本土生长的国人,通常会调侃这些年少出国的人“不接地气”,却很难对他们的苦恼感同身受。

海归的劣势是什么?雇主不太认可的海归特色是什么?

关于这些问题,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(CCG)曾经开展过一次联合调研,结果显示:

一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市场;二是海归对回国后的职业发展没有什么规划;三是不少海归连招聘时间都错过了。国内和海外企业的校招时间稍有不同,很多海归事后生出“早点回来找工作就好了”之感。四是对中国的人情社会,海归不太能适应。

这是很痛苦的, 他们也许只是出国读了几年书,回来却像“与国家之间隔着一堵墙”。

大部分的留学生涯是辛苦的,但这份外国学历并没有让回国求职变得一帆风顺,反而很多时候变成了掣肘。回国后的生活仍充满未知和挑战,这是当下这一代海归年轻人独有的困境。

回报是什么?

人们在讨论海归光环的时候,往往关注的是海归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,以及留学经历所带来的经济物质回报。

但光环以外,留学经历对于海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

如同文滢、晓宁这样,本科在国内就读,研究生出国的海归占了总数的一大半。 这些“小海归”在海外的时间一般只有短暂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。这段短暂的留学经历能多大程度上提升语言能力,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呢?

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因人而异,但总体而言,收获普遍有限。

美国纽约,几名中国留学生正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

文滢谈到,一年下来学到的东西并不多,更多的是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。比如自己在出国前习惯了朋友和亲人在身边,一个人自己呆着就会难受;许多事情习惯听父母话,依赖父母帮自己做事情,但出国以后,她开始独居,在几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被逼着学会与自己共处,也开始真正地“自理”。

离家的收获并不仅仅是这些,长期异乡的孤独逼迫留学生去学会独处,这样的道理是属于人生的。 “崩溃了很多次,慢慢的我会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,自己想怎么样,去听自己的声音多一点。” 文滢说。

独立做出判断与选择,思考每个选择的意义与后果,这都是文滢在国外那一年里逐渐学会的事情。

晓宁也坦言,很难说留学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然而,出国确实让她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,这些东西在与国内同学竞争、应聘,焦头烂额的时候,很难被自己察觉到,但在实际工作中又会突然袭来,“原来我的思考角度是不一样的。”

国外课程中,有很多让晓宁印象深刻的探讨,比如电影制作行业中女性的天花板,种族歧视等一系列问题。自己回国开始投入工作后,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、对身边的一些现象,对行业的潜规则有了更深刻的反思。

想要打破大众对于女性的偏见,证明女性不必“男性化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、优秀的导演是她目前努力的方向。 留学时所培养的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渗透在如今生活、工作的方方面面,是她作为海归最大的收获。

留学很难成为阶级的翻身仗,依靠一段短暂的海外经历其实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蜕变,如果只是着眼于海归能够带来的经济收益,那么期待会很有限,但如果想收获一些“说不出”的成长,那么这段经历会完成一部分的“自我实现”。

混不混得下去

“你学校这么好,做这个是不是有点亏?”“你干嘛要来做这个?”在工作之初,赵凌常常会听到这样声音。

赵凌在国内某211大学毕业,先后在美国帝国理工大学、英国剑桥大学求学。2015年毕业回国后从语言培训老师做起,逐渐开始创业,现在是一家知名留学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。

创业之初,海外名校的光环给赵凌带来了很多困扰,许多人不理解,甚至质疑他。 剑桥毕业做语言培训、留学咨询,怎么听都是浪费人才,是不够“高大上”的选择。如果说海归工作也存在鄙视链的话,留学机构、语言培训机构就处于这条鄙视链的低端。

《中国合伙人》中, 邓超 饰演的“海归”孟晓骏,在美国发展不顺后同样回国办起了留学学校

基本上,留学生们只要能顺利地完成学业,仿佛就具备了教导英语的技能——尤其我们处在一个极度渴望快速提升外语能力的国家,这种优势让留学、语言机构成为许多海归归国后找不到工作的“降落伞”。

学生通过这些机构成功出国留学,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些机构工作。这样自给自足的循环让留学、语言机构一度被视为海归独特的生态圈,是海归“混不下去”的出路。

“我没有觉得在国外工作就很好。四大投行,世界500强这些确实光鲜亮丽,但我吃不了这碗饭。”赵凌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:性格活泼,喜欢与人交流,对教育的兴趣,加上留学期间积累不少优秀的教学、人脉资源。

对赵凌来说,从做语言培训老师到自创留学机构,一步步走来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但是大家对于海归的想象,仿佛成为了他成为一个“普通人”的阻碍。

广州举办的一个国际教育联展暨出国考试展上,家长和学生在培训机构展位前进行咨询

“混不混得下去”,在海归群体里的评判标准变得更为严苛。海归仿佛还是一个标签,他们应该是怎样的,不应该是怎样的,被别人决定着,这一度让亲身经历的当事者十分困惑。

“你满意自己的现状吗?”记者问道。

“很满意”,赵凌丝毫没有迟疑地说。

作者 | 陈嘉龄

排版 | STAN

图片 | 部分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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