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台湾报纸的黄金年代:张爱玲白先勇都来投稿 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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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要 ]1978年,丘彦明又考入《联合报》,任副刊编辑;之后协助《联合文学》杂志创办,兼任执行主编,后专任总编辑,直至1987年底卸任。她见证了文学台湾的辉煌,和台湾报纸副刊的一段好时光。

搬家去荷兰的时候,丘彦明运了1000箱书信和资料。张爱玲、白先勇、三毛、梁实秋、台静农、高阳、叶公超……与他们的一段缘分,和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,都装在这行李中。

从1978年到1987年的九年间,丘彦明先后任台湾《联合报副刊》编辑、《联合文学》总编辑,与海内外许多文艺界大家相识相交:她与张爱玲鱼雁往返八年,与白先勇是多年挚友,与三毛是闺蜜,和梁实秋亲如家人。她参与了金庸小说的解禁,推动沈从文作品“脱敏”,更亲历了台湾两大文学副刊巅峰时期的“争霸”。

那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,房地产价格“一日三市”节节上扬,经济增长率创下历史新高。社会从“戒严”(始于1949年)走向“解严”(1987年),整个台湾报纸的数量、版面、内容仍受到控制,但仅有的两家民营报纸《联合报》、《中国时报》(“两报”)在历史的机遇下得以独树一帜、大放异彩。尤其是“两报”副刊 “联合报副刊”、“人间副刊”,在“正刊”新闻严格受限的情况下,争相推动报道文学、新闻诗、传真文学等与台湾现实社会联系紧密的创作,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多元化社会思潮也由此开启。

1976年,丘彦明大学毕业,时逢《中国时报》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采编人员,数千人报考,只录取十几人,她成功考取。“两报”薪水高、待遇好,据丘彦明回忆,当时台北的人均工资约六千元(注:台币,下同),而她最初考入《中国时报》时,月薪即有一万多。

1978年,丘彦明又考入《联合报》,任副刊编辑;之后协助《联合文学》杂志创办,兼任执行主编,后专任总编辑,直至1987年底卸任。她见证了文学台湾的辉煌,和台湾报纸副刊的一段好时光。最近,丘彦明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,回顾了她所走过的这个时代。

丘彦明女士,2012年冬摄于家居圣安哈塔村前的河堤上。(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,谨此致谢)

副刊作者:张爱玲、三毛、白先勇……

丘彦明进入《联合报 联合副刊》(以下简称“联副”)做编辑时,恰逢台湾文坛“老中青”三代济济一堂的盛况。从旧民国漂洋过海的张爱玲、梁实秋、夏志清、台静农、叶公超,在创作上正当壮年的“中生代”高阳、吴鲁芹,已经崭露头角、风化正茂的白先勇、三毛、王祯和……丘彦明因编辑工作与他们结下情谊,也为台湾文坛记录了一段珍贵的过往。

在她印象中,张爱玲永远是客客气气的。书信往来,丘彦明先敬称她“爱玲女士”,熟络了以后试改称呼“爱玲阿姨”,想拉近距离;张爱玲不表明同不同意,仍称呼“彦明小姐”,不像其他长辈,熟了就直呼“彦明”,她便心知肚明知趣返回原称谓。

张爱玲不接受采访,也不答应回台湾,任凭编辑们穷尽办法,她总是礼貌而决绝地回绝。

“但张爱玲其实不难打交道。我们书信往来大多谈工作,但也会提到一些生活趣事。她是独特的、孤独的人,可她又很周到、很仔细。你诚恳对她,她也诚恳待你。可她对你的好,跟白先勇、梁实秋、台静农的好不一样,她永远是一种有距离的好。”丘彦明回想着叙述。

1966年4月张爱玲的《怨女》开始在皇冠出版社连载,从此她对皇冠始终一心一意,小说只给这一家出版;但有时还有一些序文、札记类的短文章,“有这类文章时她会来信很客气地询问,我有这样一个小东西,你要不要。”

“她不允许文稿中出现一个错别字。说,这么短的文章,如果有一个错字,读者就不知所云了。”丘彦明说,因为她要求严格,即便是1000字的短文,也要自校;所以,刊发张爱玲文章的周期总是很长。那时还没有电脑,排版完要寄到美国去,她校对后重寄回台湾,改好后再寄给她,直到她点头,报社才发排。“发她的一篇短文常常需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,可你还是觉得值得,也很令人佩服。”丘彦明神态宛如走入时空隧道。

张爱玲写给丘彦明的信

三毛的风格与张爱玲截然相反。张爱玲的信常是一封隽秀的邮简,撑开来八片,字迹娟秀瘦长。可三毛的信上密密麻麻,那热情是真要溢出来的。一面写不下了,翻过来再写,最后话还没完,在信封上继续写。

“三毛本人随时都在燃烧。那火不是只给朋友、读者,在她身边的所有人,都能强烈感受到。任何人写信给她,她都热情洋溢地回信,她也许是读者手中留有信件最多的作家。任何人有问题、有困难,她都愿意去帮助。”

丘彦明和三毛相识始于《联合报副刊》的工作,从通信开始,成了至亲闺密。丘彦明曾前往加纳利群岛,住在三毛家里整整一个月。后来她们一起去东南亚旅行,同住一个房间,“她总爱管我,替我打理,说穿这件衣服好看,发型应该要怎么样、如何画点淡妆……”

三毛离世前给丘彦明打过电话,问她好不好,新婚的生活怎么样。“当时她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好。”丘彦明忧伤地说。她叮嘱三毛照顾好自己,三毛倒反过来安慰她“放心,不会有事”。丘彦明眼中的三毛“是个智慧的天才型女人”,“她沉溺于美感的创造与挖掘……她自己能极容易做到,周围大多数人却不行或跟不上,这使她痛苦;再加上她太过丰沛的有情有爱,无法获得相应的反馈,更伤她的心肠。”三毛的去世是丘彦明心中永远的痛。

三毛寄给丘彦明的明信片,写得密密麻麻

白先勇为丘彦明起了个绰号叫“响尾蛇飞弹”,说她约稿跟定目标紧紧追踪,直到命中方肯罢休。丘彦明在“联副”工作期间,白先勇正在美国任教,偶尔返回台湾,往往前脚刚进家门,丘彦明的电话就到了。

“先勇热爱文学,上大学时创办《现代文学》,为了杂志内容亲自上阵写小说,所以那个时期产量很高。杂志停刊后,各报章杂志跟他约稿,他满口答应,可等他一篇文章要等两三年!因为他每篇文章都要长期蕴酿,文字又要斟酌再三,何况他还另有太多事务要忙。”后来丘彦明临危受命任《联合文学》总编辑,犹豫之际,是白先勇再三鼓励她才同意,但交换条件是一定要给文章,以实际行动支持。白先勇果然兑现承诺。

白先勇一直想找机会重印当年创办的《现代文学》,苦于费用高昂,丘彦明把这事记在心里。机缘之下,她牵线促成白先勇与允晨出版社将资金谈妥,并帮忙张罗组织出版事宜。白先勇在《现代文学》重刊之际曾在文章中感谢她,说这位“《联合报副刊》、《联合文学》的名编辑”“功劳最大”。丘彦明谦称:“这功劳实在不敢当。只不过,你用心待人,别人也用心待你吧。”这是丘彦明与作家们的相处之道。

白先勇与丘彦明在《联合报》合影

“联副”与“人间”:黄金时代的“两副争霸”

《联合报》、《中国时报》是台湾“报禁”时期(1949年-1988年)31家报纸中仅有的两家民营报纸,经营思路灵活,社会影响力大,日销量上百万份,而副刊版面固定占1/12,可以说举足轻重。

“1980年代《联合报》头版的半版广告听说至少要五十万、一百万吧,广告商排着队上报纸,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。编辑薪金比较高,给副刊作者的稿酬也格外丰厚。大多报社的稿费几毛钱一个字,而‘联副’是1-5元/字,张爱玲的稿费能达到5元/字。”丘彦明说。

工作中最大的烦恼是什么?她想了想:“退稿。”

来稿太多,存稿太多,最怕写退稿信。“年轻人需要鼓励,又不能为了安慰而一味地赞扬他的作品,否则为什么不录用稿件呢?”丘彦明表情苦恼:“有好些年轻作者后来进入文学圈、媒体圈,碰到我讲:以前接到过你的信……我不敢接下一句,因为下一句可能就提退稿信!”为了让新人露脸,“联副”曾专门开辟 “新人月”、“乡土文学月”这样的专题,让特定的作者群体有机会展露才华。

那时的台湾文化界生机勃勃,大师名家和后起之秀各领风骚,每逢夏志清、白先勇、李欧梵这些身居海外的作家、学者返台,副刊记者们就整版整版地做专访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,“两报”副刊之间的竞争开始异常激烈,这些“大家”的名字便常常交替出现在“两报”,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。

执掌《中国时报》“人间”副刊的高信疆毕业于文化大学新闻系,是丘彦明的学长。他一改此前文人气息厚重的副刊风格,强调新闻化理念,开始涉足公共话题。1970年代中期,“人间”打破禁忌邀请柏杨、李敖作长期撰稿人,引进新思潮,开辟论辩议题,在台湾社会刮起一阵旋风,也给老牌的“联副”很强的刺激。

《联合报》则力谋反攻,礼聘自美返台的诗人痖弦(本名王庆麟)执掌“联副”。1977年之前,林海音、平鑫涛掌舵下的“联副”更像一个纯粹的文学园地;痖弦上任后,要求副刊从静态转趋动态,内容也从心灵抒怀转向社会公共话题,五四运动、本土意识、眷村文化、女性权益等“敏感”议题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“副刊王”(王庆麟)和“副刊高”(高信疆)之间的“争霸战”开启了台湾报纸副刊最辉煌的时代。后来有研究报告,两报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恰恰是双方报份增长最快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初《联合报》和《中国时报》合占全台湾报纸发行总数不到四成,70年代末达到六成,至1987年创下七成五的高峰。

丘彦明说,最激烈的较量之一,就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。结果公布前夕,双方严阵以待,看谁能做出更快、更有深度的获奖者专访。这场“战争”的关键在于争取一个人 郑树森。

“郑树森当时是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教授,与国内外很多重要作家都有联系,我们赞叹他‘地上的事全知道,天上的事知道一半’。有好几年,诺贝尔奖一公布,郑树森第一时间就能找到获奖者做专访。”于是“两报”都挖空心思与郑树森保持最好的关系,为他的联络、采访提供最大的支持,不计成本;不论昂贵的越洋电话打到哪里,费用全包。郑树森后来曾写文章回顾,称“两副”在竞争中形成快速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机制,极大扩展了台湾文坛的视野。

左起:杨牧、白先勇、丘彦明、郑树森、张错、痖弦。1982年合影。

两报副刊争战还有一个回合让丘彦明印象很深。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因“美丽岛事件”入狱,在狱中创作了新长篇小说。假释出狱时,王拓表示要“回到文学的道路”,文坛一片欢迎。在痖弦的授意下,丘彦明早早向作者 “预定”了新作连载。没想到,《中国时报》一不做二不休,抢先拿走了手稿。

丘彦明“质问”王拓,他无奈道:没办法阻挡,若拿得回稿件,当然交“联副”发表。有了作者本人的首肯,丘彦明二话不说,掉头就冲向《中国时报》的办公室追索。“高信疆大概没有料到我真的会去‘抢’”,丘彦明回忆起这段不可思议的勇气:“但王拓有约在前,他只能交出手稿,眼睁睁让我英雄般地回去了。”

可惜也没有得意太久。王拓的文章刊出没几天,国民党“中常会”开会,当局对这位“前政治犯”仍有顾虑,次日稿子便被撤了下来。

编辑年代身不由己的还有影评刊登。“那时电影成本高,动辄投入几千万、上亿,报纸批评意见对票房会有很大冲击。当时焦雄屏(著名影评人)刚从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影视专业毕业回来,踌躇满志地想建立新的影评形式,要有批评,不能只说好话。电影发行公司向报纸发行部门施加压力,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黑道势力。结果,没多久联合报发行人找来焦雄屏委婉地说,你文字很好,不过以后还是不要批评了吧。”

但有些稿子是万万不能撤的 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。“因为那才能留下你的订户。”丘彦明说,台湾报纸最早连载武侠小说的是《中央日报》,“中央副刊”背面是广告,诸葛青云的武侠小说就登在广告页上方,而读者一定不嫌麻烦,要翻到背面去看。

“联副”的历史小说连载专属高阳。他自1962年在“联副”发表取材唐传奇的历史小说《李娃传》一举成名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“高阳是个天才人物,每日一千五百字,非常精彩,许多政治家、商人都爱看。”最有趣的传闻是,高阳小说是好几位“重要人士”在马桶上的必读物,一天不能少,为此报社负责人也格外上心。

但,高阳有个弱点,花钱没有概念。为保障他没有后顾之忧,报社常常为他预支稿费。“尽管收入不菲,却常常囊中羞涩。最时髦电子产品一面市就去买,有个小插曲:他本来一小时可以写1500字,结果有一天新潮地试用电脑,整整一个小时敲不出一百字,编辑等稿子,急得团团转。”丘彦明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1983年,高阳(左四)与《联合报副刊》女编辑合影。左三为丘彦明。

亲历金庸小说解禁:转型时代的一朵浪花

1979年,金庸武侠小说在台湾解禁,《联合报》、《中国时报》争相连载,丘彦明参与了整个过程。尽管台湾在1987年、1988年才相继解除“党禁”、“报禁”,但文学作为社会传感器中最敏锐的一环,早在七十代末已经涌起思想变革的暗流。金庸小说的解禁,正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朵浪花。

金庸小说曾被视为“左派”而被台湾当局列入查禁目录。事实上,官方查禁不息,民间盗版不止,地下交易中改个书名、把作者写作“全庸”,仍然风靡。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的沈登恩注意到此事,他头脑灵活有胆识,意识到照章办事的“查禁”背后,其实原因模糊不清,有松动的可能。一方面,他前往香港找到金庸,先签下出版合同,金庸以极低的价格将版权授予,鼓励其勇气;另一方面,他在台湾托蒋纬国、王新衡(后者是蒋经国在苏联时期的同学)等人从中周旋,帮忙探口风、呈请吁求,在两年的努力之后,终于等来金庸小说的解禁。

“沈登恩很有策略,他先找《联合报》总编辑张作锦透露这个消息。以他对‘两报’主事者的了解,如果《联合报》先刊金庸小说,《中国时报》一定会跟上,反之则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”丘彦明说。

“那时每天进报社会看见张作锦在座位上读金庸小说。”丘彦明回忆道,“沈登恩最先拿来解禁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和《连城诀》,后者篇幅短,前者篇幅长。其实以精彩程度而言,《倚天屠龙记》更胜一筹,但当时谁也不敢保证刊登反应会怎么样。张作锦、痖弦商议后,决定选篇幅短的《连城诀》做个试探。”

《连城诀》一出,高信疆果然坐不住了,立马找到沈登恩,要走《倚天屠龙记》。第二天,《中国时报》副刊整版推出《倚天屠龙记》,配上大幅插画,气势恢宏,一鸣惊人。结果,这场发布金庸小说的比拼,尽管《联合报》首发,却还是让《中国时报》胜了一筹。

金庸、丘彦明合影

这件事还有后续。2016年香港文化界为纪念金庸创作武侠小说60周年,发起“我与金庸 全球华文散文奖”征文比赛,吸引了近一万人参与,包括金庸的发小、研究者、翻译家、读者等等。丘彦明也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参与征文,获评优异奖,被邀请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。

“当年《联合报》的社长刘昌平(现任联合报系副董事长,今年94岁)看到我得奖的消息后,写信给我,告诉一个刊登金庸小说的幕后故事。”原来当年刘昌平在美国时,于小说家杨文璞家中小住,在那里读了金庸小说,非常欣赏。回台湾后他告诉总编辑张作锦,密切注意金庸小说,他判断可能会解禁,到时《联合报》应刊登。待沈登恩送来两部书稿,刘昌平与张作锦商量,决定保守些,选择连载《连城诀》。

“我一直以为是张作锦和痖弦的决定,没想到幕后还有最重要的人物。”丘彦明感慨,尽管是亲历者,但有时就像瞎子摸象,以为自己在真相当中,其实只摸到了其中一面。

联合报系副董事长刘昌平(中)与丘彦明(左)、唐效(右)夫妇合影,摄于2017年1月

办《联合文学》,“沈从文专号”震动台湾

《联合报》的经济效益节节攀升,报社为回馈大众、反哺文化事业,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,就是后来曾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纯文学杂志《联合文学》(以下简称“《联文》”)。1984年11月《联文》创刊,丘彦明协助创办,后兼任执行主编、专任总编辑,直到1987年12月底离职。

“报社同事梅新写信给《联合报》创始人王惕吾,建议《联合报》赚了这么多钱,应该更多投入文化事业。报纸副刊毕竟版面有限,许多诗歌、文学评论没有发表的机会,不妨成立文学杂志。王惕吾欣赏提案,同意了。”

起初《联文》的运营的确全靠《联合报》支持,包括人员、印刷到发行等等。后来《联文》旗下成立了联合文学出版社,以出版畅销书籍的利润来支撑杂志,杂志实现独立运营、自负盈亏。

有了文学性更强的杂志,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了。痖弦带领丘彦明与其他同仁精心策划《联文》创刊号,“希望它一出生就面貌气象不同”,重磅推出了一位有才华但当时不为人熟知的作家 木心,题名《木心,一个文学的鲁滨孙》。丘彦明回忆,正好有人从美国向痖弦寄来木心的作品,原本是托请推荐出版,但正赶上《联文》想挖掘新人新作。“编辑同仁读后都感叹真好,就用作了《联文》第一期。”

专号出版后畅销一时,“人人争问木心是谁”。木心不仅从此登上台湾文坛,在海外华人中也引起很大反响,纽约《中报》专门举办“木心的文学”讨论会,木心还应邀为旅居纽约的文艺爱好者们开讲《世界文学史》,讲了5年(1989年至1994年)。此后《联文》始终在挖掘和培养作坛新人方面一马当先,包括《联文》的编辑简 也由这里走上作家的道路。

丘彦明与《联合文学》同仁。前排左起:丘彦明、叶子启、张宝琴、江一鲤、梅新(章益新)、陈建元、胡正之;后排左起:天洛(蔡宏明)、陈敬堂、吴鸣、张芳正

1987年,丘彦明任职《联文》总编辑。这一年她与郑树森一起策划了《沈从文专号》(1987年1月,第27期),震动台湾文坛。沈从文在台湾一度被列为“反动人物”,《联文》破天荒地一期刊登了他10余篇作品,以及朱光潜、梁实秋、汪曾祺、金介甫等人的10余篇评论、回忆文章,至今仍是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资料。

丘彦明回忆编辑印象最深的一期杂志,《沈从文专号》出版前夕,“警备总署”派人带着枪追到了印刷厂。“那个年代的台湾,报章杂志做‘敏感’的题目确实有影响力,但你得运气好啊,运气不好就进监狱了。”所幸问题解决,专号得以出版。3月,《联文》又刊登台湾学者对这一专刊的反响;联合文学出版社同步推出《沈从文自传》,很快销售一空,台湾社会掀起一股“沈从文热”。

郑树森后来在文章中透露,这个大胆尝试是基于对时机的判断。1986年蒋经国接受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专访,表示台湾将解除军事戒严,同时正式开放大陆来台的老兵回乡,且允许组党 正是在这个宣示逐步落实之时,他与丘彦明商议,把握机会做一些“破冰”的工作,《沈从文专号》就是头炮。

接着《联文》又连续推出《张爱玲专号》、《抗战文学专号》、《大陆新生代小说特辑》、《大陆“性禁区”文学特辑》、《傅雷特辑》、《杨绛专卷》等等策画,主题空前丰富前卫,并有意识地组织作家、评论家对刚出炉的大陆作品进行品评,隔海切磋与交流。丘彦明和她前后辈的多年努力,使《联文》当仁不让地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纯文学杂志。

险些被“警备总署”带枪收缴的《联合文学 “沈从文专号”》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丘彦明赴欧洲留学,告别多年的编辑身份。她将与这些亦师亦友大家相处的部份点滴编选成书,题名《人情之美》,作为她的“毕业作品”。2017年5月,丘彦明重新修订该书,并增补数篇回忆文章,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。此时书中所写人物大半已经作古,惟有“人情之美”透过文字,仍有温存。

回顾那个文学与报业的“黄金时代”,丘彦明肯定,那是不可复制的时代:经济起飞,社会变革,禁忌和反抗形成的张力下思潮激荡,没有眼花缭乱的选择与诱惑,一切以蓬勃而单纯的面貌示人。她深切感受到这段历程对自己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学厚度的积累,“身处一个很好的时代,接触到第一流的人物、第一流的作品,是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养分。”

如今的台湾报业市场早已不是“两报”独领风骚的时代,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似乎也没有如人们所冀提升报纸的品质,副刊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“联副”版面从1/12稀释到1/60,《中国时报》干脆取消了副刊,台湾曾有“社会解严,副刊崩盘”的说法。文学副刊早已不是唯一的心灵出口,艺术、体育、影剧、明星、游戏……从内容选择到媒介方式都越来越多元化。

丘彦明 著,《人情之美:文学台湾的黄金时代》,中信出版社,2017年5月

哪个时代更好?“很难讲。那个‘黄金时代’毕竟有太多局限。”丘彦明思索着说,常有在台湾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向她诉苦,抱怨当下的行业现状让人感到困顿。对此她的态度是:“有时觉得真可惜,但知道自己无能为力。只能希望,就算要消失,也要慢慢地消失。这种现象我当然担忧,但不会愤怒。不过有时又不免兴起期待,或许走到极端后,反而会回头重拾光辉。”(文/彭珊珊)

本文转自澎湃新闻http://www.thepaper.cn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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